周：您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学术界受到高度赞誉。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北京师范大学，在学校科研成果展区，特别翻看了这部书，称之为“一部好书”。从主编的角度看，您当初怎么确定了这样一个选题？这部书与您从事的史学史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瞿：我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部书的直接起因，是我校申请“211”工程院校时提出来的。“211”一期工程没有文科，二期工程才有文科。“211”工程非常强调“标志性成果”，学校在申报的过程中，就把哲学系、历史系、史学所联合成一个单位，课题内容是“历史与哲学”，作为申报的项目之一——“中国历史与哲学研究”。校长召集我们几个单位负责人开会，设计“标志性成果”。当时，我代表史学所参加这个研讨，就提出了“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课题。当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至于我为什么要提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题目，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得很远。譬如，可以追溯我在1975年写的一篇文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甚至可以追溯到1964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读了白寿彝先生的书，吸收了他的民族观和民族关系史的论述。这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使“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认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学科属性的理解：研究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说明历史，是为了服务于现实，这是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自认是有明确的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我写研究杜佑《通典》的文章时，就十分强调杜佑自称“时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