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跟随白先生学习、研究多年，您能否给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青年学子，讲一讲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同时，也请您谈谈对“家学”传承的看法。
瞿：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作为白先生的学生，应当有很好的回答才是。但问题太难回答，尤其是做准确的概括。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觉得难以有中肯的表述。这里勉强说说，我们一同讨论吧。
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说。他说：“史学工作者要有一种精神追求，要追求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和史学，不能仅仅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还要与时代结合，为现实服务，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仅有历史感是不够的，还要有时代感，反映时代所提出的问题。1983年，在一次关于史学理论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回答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10]。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就是历史学同全民族的历史教育的关系。他最早讲这番话是在中华书局成立六十周年时，电视台对他进行采访时说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就是他说的“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两句话，或许可以反映出白先生对史学的一种本质的看法，也可视为他的治学精神。
关于白先生的学术遗产，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我想，他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提出问题。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通识与器局”，比如，史学史，他提出史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变之后，都会有与之相联系的历史著作问世。他探讨民族问题，也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说，主流是冲突与和好交替进行，但总的来说，民族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国家的历史。他能够在观察历史全局或者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说明问题。比如，他讲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从发展趋势来看，首先是民族内部的统一，其次是某一个地区多民族的统一，再次是全国多民族的统一，最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多民族的统一。他提出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精辟见解，认为，地主阶级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所以他提出了“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用以作为划分封建社会的内部分期的主要标志。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他也有他的看法。夏朝缺少考古材料，所以他讲得较少。他认为，商周是奴隶制时代，西周时奴隶制从繁盛走向衰落，东周初年到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制在全国的建立。1978年，白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我当时还在外地工作，看到他的文章后就请人用原始的打字机打印出来，油印后发给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史的年代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