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做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幾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幾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幾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做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的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刘知幾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幾的反思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方面对以往史学做了总结，章学诚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