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一）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10篇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2]，“辨其指归”[3]，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5]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6]。刘知幾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其书籍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7]；“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8]。《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