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史学工作者在批评中不断得到提高，又帮助别人得到提高。史学批评还是架设在史学家、史学成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有了这座桥梁，史学同社会得以沟通：史学从社会中得到了养料和动力，社会从史学那里得到了经验和智慧。史学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史学批评应当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里，我就史学批评问题讲几点认识，和同行一道探讨。
首先是关于史学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所考察的对象，广义说来，凡一切史学活动及其成果，都在史学批评考察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凡史家、史书、史学现象、史学思潮、史学发展趋势、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史学批评考察的对象。这方面的工作有广阔的天地，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当前在人们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史学要关注社会，二是史学要超越社会，三是史学同社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这些说法，在深层次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点？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其中，哪种观念更能反映出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本质？又如，对过去的史学如何看？对当今的史学如何看？也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中史学受到空前的践踏，是史学的劫难；有人说，“那时的史学着实风光一时”。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认为，“史学几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学科”，仍处在“危机”之中。再如，对史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至于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龚自珍、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这些先贤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见，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近来我们也见到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历史证明空无一物外，只是给历史增添了如许之多的不必要的废物”。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魏收《魏书》被人称为“秽史”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曾有一部干净的史书？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又有几部干净的史书”等。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史学家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还有其他许多类似或相近的问题，是不是都值得展开批评和讨论呢？我以为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