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理论方面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而章学诚则是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总结者，他们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上都有重大的贡献。
（一）司马迁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第一，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前者探讨历史运动的主体，后者探讨历史运动的轨迹。
第二，全面论述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中心地位，评价了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作用，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第三，回答了历史运动的动力所在和客观法则，认为历史变化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自然之验”。
第四，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命题，把史学家总结历史经验的意识提到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此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地理思想、民族思想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理论成分。
（二）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司马迁和章学诚在理论上都是继往开来的史学家，如果说司马迁的主要贡献在于“开来”，那么章学诚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继往”。当然，继往开来本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突出他们各自的特点。
章学诚重在“继往”，这可以从他的“六经皆史”说看出来，他的一系列的史学理论见解也就由此而展开。
第一，继承、发展前人的认识，提出“六经皆史”的论点，以史学论经书，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提出“史法”“史意”的区别，而尤重于对“史意”的阐发，即强调思想的重要。
第三，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概括史学两大“宗门”，意在划分编和著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