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奠基者，那么谁又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总结者呢？我认为，这个总结者就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
从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约前90年）到王夫之（1619—1690年），前后相距约1800年。其间，自司马迁以下，东汉班固、荀悦的史论，两晋陈寿、袁宏的史论，南朝范晔、刘劭的史论，盛唐虞世南、魏徵、朱敬则、唐太宗的史论，中唐杜佑、柳宗元的史论，两宋司马光、范祖禹、孙甫、欧阳修、宋祁、郑樵的史论，元明马端临、李贽的史论，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论等，都各领**，形成了丰富的积累。
从宏观视野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其长久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多种存在形式
第一种形式：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论，如“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
第二种形式：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如贾谊《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欧阳修《正统论》、顾炎武《郡县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这种独立的历史评论专文，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传记中，数量很多，可以发掘的思想、理论空间很大。
第三种形式：历史评论专书，它们更集中地反映了历史理论的面貌。如《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类著作中成就最高的。
（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反映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如天人、古今、兴亡、君主、民族、封建与郡县、正统、地理环境等。同时也反映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如时、势、理、道、圣人之意、生民之意等。
（三）“未尝离事而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