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中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里说的“近代”，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9年的历史。
第一，从关注朝代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第二，从朴素的进化观念到引进西方的进化论。
中国古代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进化思想，但未形成理论体系。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这两篇文章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希望创建“新史学”的宣言书，这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功绩在于引进西方进化论用以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其缺陷是完全否定中国古代史学遗产。这两点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学上都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从重视史家修养到重视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家修养方面很受重视，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史家刘知幾“史才三长”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史德”的见解，这可以看作对古代史家修养论的总结。1924年，梁启超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守常（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两部带有近代史学理念和关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续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主要讨论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及各种专史的做法，在历史观上比较混乱。《史学要论》一书以唯物史观为宗旨，阐述历史与史学的区别，讨论了史学自身的体系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研究历史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此前后，类似著作或评介之书甚多，在学科建设上各有一定的作用。刘泽华教授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一书[2]，对此有较详细的评介。
第四，从历史考证的繁荣到科学方法的提倡。
中国古代史学自两宋以下，考据之风不断发展，至清朝乾嘉时期走向极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崔述等成为著名的考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承此风尚且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对“科学方法”的倡导。胡适在近代史学上的贡献，主要之点在于他是首先倡导“科学方法”的学者。胡适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