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学习史学名著，提高治身治世的自觉能力。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主要的关结或者主要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这里说的是要提高治身治世的能力，治身就是自我修养，治世是参与社会活动，要说得高一点，就是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治国安邦，提高这方面的自觉认识和能力。
古代史学家反复阐述，以各种各样的道理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概括成治身治世两个方面。这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王夫之提出来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书名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概括的解释，“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5]，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没有穷尽，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只要能真正用它作为一种借鉴的话，治身治世，肆应而无穷。它所包含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评价，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夫之从治身治世的要求来看，史学对于修养可以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我想《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书太大了，那么大一本书还有注解，读起来确实很费劲，但是我们可以选读，尤其是读书后面的四篇绪论，古人写书序在后面不在前面。
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对《春秋》的解释，他说《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6]，春秋讲是非，重褒贬，人们学习《春秋》，会懂得很多道理。还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是道德规范。那么从今天来看，这些论点都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从那个时候的伦理标准、伦理原则出发，我们能够理解，这在今天当然不可取。但是，它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任何人毫不例外，也就是说《春秋》中所蕴含的道义、礼义原则是对当时所有人都有教育意义的。司马迁的这个认识对后世的史学发展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