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瞿先生，我们发现这样两种研究现象。一是把20世纪中国史学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部分，有的学者侧重于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有的学者则侧重于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二有的学者注重对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有的学者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更感兴趣。这使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彼此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印象。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答：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当然有不同的视角，每个研究者也有不同的兴趣。他可以自主地选择他有兴趣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我要说明的是：不论研究者的兴趣何在，都要有全局意识。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一个整体。在这样一个整体当中，人们可以有所选择地进行研究。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在研究中就应该从全局出发，或者如同我们通常讲的那样，要“左盼右顾”“瞻前顾后”。这样才能有一个全局意识，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放在全局当中进行考察，因为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以1949年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从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和1949年以前的史学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把20世纪中国史学分成两段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1949年前后的史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等，主要都是从30或40年代开展自己的研究的，新中国以后他们仍在继续研究。另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比如像顾颉刚、陈垣、陈寅恪等，这一批史学家在新中国以后也仍然继续从事研究。他们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就要求我们既看到1949年前后历史环境不同，史学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1949年前后的史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