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现状做何评价？
瞿林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提出，其他学科都讲自己的历史，唯独历史学不讲自己的历史，于是参加会议的史学家们就决定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教材。1978年恢复学位制度后，中国史学史培养出了一批专业人才。发展到今天，仅中国史学史著作就至少有二三十种，断代和专题研究也有很多，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了解到，现有的大量史学史研究仍是讨论某个历史学家的思想、著作及其价值，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是否也面临一定的研究瓶颈？
瞿林东：这的确是个问题。目前来说，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若总是这样研究下去，就会使我们对于中国史学整体发展面貌的研究关注不够。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研究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1938年，翦伯赞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哲学教程》的书，从历史学角度谈历史哲学问题，到今天，国人还没有能超过他的。1989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讲了九个重要问题，包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问题、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这部书出版已经2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同类著作面世。
所以说，理论研究不足、宏观研究不够，整体水平就难以提高。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多少呈现出几分“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史学史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多少也有些让人感到千篇一律、程式化和思维定式的印象。这样下去，学术向前推进的步伐就会缓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