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正式出版，不少同行认为这部著作填补了中国史学的一项空白，对此您怎样看？
瞿林东：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感谢史学界师友们的评价和鼓励。记得在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的文章，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是有理论的，而且有自身的特点和存在形式。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存在于正史的史论中，而且有许多专门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从理论角度分析某个朝代的兴亡）和著作。比如唐朝初年，虞世南写过一本小书叫《帝王略论》，以问答形式对唐朝之前帝王的功过是非加以评论，过去没人把这看作理论；又如，三国时期有学者刘邵写了一本书叫《人物志》，文学研究经常提到这本书而史学界却讲得不多；即便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一般也没有从历史理论的领域对其做出适当评价。由于过去有人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觉得这不是“理论”。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对于诸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以及“理”和“道”的思考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人们仍在讨论阐发，我将这一特点称为“探索的连续性”。这种探索的连续性，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此外，中国历史学家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多与相关的史事相结合，即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发表看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其便于人们对理论的理解，这是中国史学民族风格的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确是多年来研究的一个成果，但这也仅仅是开始，中国的史学遗产太丰富了，要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突破，还需要继续努力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