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已经从多方面谈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情况？
瞿林东：谈到史学理论，首先要从我的专业中国史学史研究谈起。作中国史学史研究，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断代作为基础或专长，我的基础是唐代史学。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曾写过一本截止到唐初的教材，叫作《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接着往下完成老师的研究。《唐代史学论稿》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出版后，我就开始往纵向发展。1999年《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出版，当深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理论问题便无法回避。所以总的来说，我是在向“通”的方向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理论的层面。
相对来说，人们没有像否认历史理论那样过分地否认史学理论，因为在中国史学上有几本讲史学理论的书。一本是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写的《史通》，还有一本是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写的《文史通义》，加上近代以来又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著作理论性比较强，人们不好否定。但是，仅有几个“点”，还不足以显示史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前面提到1992年我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力图勾画出这个脉络。
1995年起，我负责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史分典》的工作，就把自己积累的看法运用上去了。同时，我还认为只讲史学史不全面，也应加入有关的理论，时任总主编的任继愈先生也表示了同意。当时，编这个典没有任何参考，特别是要按照现在对历史学的理解对古代的文献进行分类，这在以前是没有做过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个分典分为三个大的部类：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而关于史学理论，我又将它分为四大类：即史学功用、史学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修养，每个大类又有若干小类。《中华大典》里包含了许多原始资料，每条资料都有一个标目。中国史学要实现更大的发展，理论研究真的需要一点勇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