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看成是两个最基本因素，认为可以借助于它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29]。但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来说，异化劳动则是更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中心，展开了对私有财产以及其他经济范畴的批判性探讨。
马克思在《手稿》中非常注意研究私有财产问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前所述，在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的工人运动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文章中，根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的事实，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财产的合理性问题。后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分析人类解放问题时，又涉及私有财产问题。但都没有提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而马克思在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后，在《手稿》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它们把私有制看作一个不需要论证的前提，作为既成事实，“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0]。可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从而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转向主体自身。“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31]。因此按照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逻辑，私有财产不应该是永恒的，而是有起源的。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产品与商品混为一谈，把劳动的一般本质和它的特殊形式（雇佣劳动）混为一谈，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性质，把私有制永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