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提纲》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它标志着1845年春，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把费尔巴哈的人称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赞扬他以此为根据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并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批判的要点。几个月以后，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从孤立的个体中探求人的本质的观点，转而面向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谓人的本质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从个体（每个人）中寻求人的共同本性问题。把这个问题局限在个别（具体的人）和一般（作为人的人）的范围里，就不能突破人本主义的狭隘眼界。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探求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正在于，他撇开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企图从孤立的个体中探求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和类的关系问题。尽管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物，实际上这种不属于任何社会，在社会之外的人类个体是不存在的，因而建立在这种个体基础上的类，以及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类本质，当然是非现实的。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类个体、类、类本质都是一些空洞的概念。
在1845年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对人和人的本质的看法同费尔巴哈已经存在分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人的社会特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在《手稿》中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等等，都是这种分歧的表现。但是，在1845年春之前，在个体和类的矛盾，以及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对立的问题上，马克思仍然保留有费尔巴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