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当恩格斯把全部精力投入《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的写作，致力于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时，马克思则致力于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他写于1879年至1881年间的五个读书笔记：《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就是这类研究的见证。上述马克思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中所发挥的理论，不是偶然迸发的天才火花，而是这种研究，特别是对东方土地公社制度研究的结晶。
国内外学者都非常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的关系，强调人类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线是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年的经验人类学。其实，这些被称为人类学笔记的摘要，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学（人本学），也不单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学，而是历史研究，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历史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自身，而是社会。它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别是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终生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他花费40年时间从事《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马克思也很重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探讨，这是更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可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对史前人类社会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部落所有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人类的史前状态。他描述了这时的状况，说：“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只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同外界往来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还说：“家庭中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49]。很显然，当时在马克思看来，部落所有制中隐蔽地存在着家庭奴隶制，社会结构是父权制，它是家庭的扩大。这说明马克思对母权制和父权制、个体家庭和氏族、公有制和奴隶制的区分和关系还不清楚，把家内奴隶制看成历史的最早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