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政治的特殊性，还造就了于一批少数民族的书法家。他们既是元代各民族文化和蒙古统治者汉化的反映，也体现了汉文化的巨大感染力。元初的耶律楚材，中期的贯云石、康里巎巎，后期的泰不华等，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
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
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纸本，行草，纵35.3厘米，横393.4厘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帖共三件，今取其一《书李太白古风》五十九首之第十九首。后有文徵明、张雨之跋，本件未作纪笔，字句也偶有遗漏。尤应注意的是多有章草笔意，增强了他的古拙逸趣。前六行文为：“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桥上游。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其中捺笔特别作章草波画，行笔又像孙过庭的《景福殿颂》，其向下之笔又有《平复帖》的气息。康里巎巎这种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的书体，线条刚劲有力，行笔果断迅疾，自然流畅，古朴典雅，在赵松雪之外别开新境，为元代其他书家所不及。
图10-10 康里巎巎《书李太白古风》
后人评其书法，多在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其不足。明初方孝孺评云：“子山善悬腕，行草逸迈可喜，所缺者沉着不足。”明王世贞则说：“康里子山有韵气而结法少疏。”所评均甚中肯。康里氏作书向有迅疾之誉，陶宗仪《缀耕录》曾记有康里巎巎自言，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缀笔。”所记未知是否夸张，但不管怎样，其笔法熟练所导致的。至于同时带来用笔欠沉着、结字少变化的缺陷，亦是情理中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