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高明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对现实的关照之外，还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改造传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中外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结果，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扬弃和杜威教育哲学的改造和超越。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教育与生活分离。传统教育，陶行知谓之为老八股；新式的教育，陶行知谓之为洋八股。二者造成了中国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这样的教育，不是引导青年关注社会，以解决他们自身及社会的问题，走入生产与建设之途；相反使青年为满足生活的欲望，走入奢靡无能无用的绝境。所以陶行知说“中国教育的歧路在于抱着书本，抱着黄金，抱着标语而忘掉人生。如今已深陷于学历主义、拜金主义和形式主义混为一体的无底深渊，从而制造了一大堆泡沫教育体”。陶行知的论述一针见血。旧学校把读书当成教育，把应试当成教育，造就的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对社会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陶行知认为，造成中国国难、生死存亡的，就是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要矫正传统教育的弊端，必须有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相联系的新理论，这就是生活教育产生的现实原因。
生活教育的理论来源，则是杜威的教育哲学。陶行知留学美国，受其业师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实用主义的知行观。杜威反对欧洲大陆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在经验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以及“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杜威的“学校即社会”认为“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在学校里简化社会生活，呈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并把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使学生获得书本之外的直接经验。杜威的“从做中学”，是他的实用主义知行观在教学中的运用。杜威批判了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论，主张从做中学。杜威认为，人们最初和最牢固保持的知识，就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在做事里面求学问”，比“专靠听来的学问好得多”，而学生生来就有“做”的自然愿望，因此，“从做中学”符合学生的自然发展倾向，强调学习者的直接主观经验，提倡个人探索，重视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陶行知留美归国后，即将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用于中国教育的改造事业上。在从事新教育试验和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穷国，传统教育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教育是少数人接受的“小众教育”。要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使国民人人受教育，必须把杜威的讲法“翻半个筋斗”，或者加以丰富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