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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教育哺育了陶行知的全新教育思想,提供了一面参考改造祖国教育制度的对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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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上文提到:“杜威教授是陶行知先生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良师和引路人,正是西方教育造就了伟大的陶行知”。从陶行知先生1917年起回国执教办学提出的理论和所做的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杜威的影响。但陶先生并非全盘照搬杜威的理论和实践做法,而是取其精华,与祖国实际教育情况相结合,创新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新方法(如晓庄学校)。他更根据国情,大力创办乡村小学(实际上是扫盲)。虽然受制于旧中国当时的落后及混乱条件,他的努力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但他的全新教育思想和实践直到今天仍然对现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下面让我们对照比较一下杜威和陶行知两位教育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异同。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是针对美国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生活的弊端提出的,也是针对教育没能融入儿童的生活的弊端提出的。美国传统的教育一方面是脱离社会,一方面是脱离儿童。杜威所要探讨的正好环绕着这两大问题:一是使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合拍,二是使美国学校和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的规律合拍。因而,“教育即生活”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求学校教育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二是要求教育应体现生活、生长和发展的价值,建构一种美好生活,教育要直接参与儿童的生长过程。从而,“教育即生活”的实质可作如下理解:

1.“教育即生活”命题首先强调的是教育具有生活的意义

注重教育对生活的影响。“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本身,那么教育应该充实人的生活,使儿童能够适应生活,更新生活。”不合乎时代精神的生活,是压抑儿童天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