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读
五四时期，国学曾经被“打倒”过。其主要“罪名”就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与当时迫切需要变革、需要维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时代局势不相合契。然而，近百年的风雨过去，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我们发现——尽管在漫长封建时代沉淀起来的厚重国学固然有它保守的一面，但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甬道中蜿蜒跋涉数千年，历经无数分分合合，依然屹立于世界潮流之巅，跟我们国故传统当中本就有之的发展创新思想不无关系。《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这个成语既是对我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我们国学体系中发展创新思想的集中凝练。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文化传统的革故鼎新思想与西方社会极端崇尚个性自由的创新精神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推崇的是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基础的综合性的、非线性的和谐创新思想。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鼓励百家争鸣，因着对“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的信念，我们追求“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因为我们的先秦诸子都深知一叶障目的危险；我们重视“童子功”的修炼累积，因为只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才可能达成“生生日新”的欣荣格局；众声喧哗之际，我们会坚守自己的主观判断，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正确的道路，往往并不好走。虽然我们也在孜孜以求地探索、建立着规律、规则，但我们确实缺乏契约精神，不甘于被陈规陋习束缚了手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每每成为重大变革推行者的强心针，“兵无常势”“因敌制胜”（《孙子兵法·虚实篇》）也是战争指挥家的定心丸。中国人是谦虚的，一时的发展并不容易让我们得意忘形，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此，“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而弗居”（《老子》）的道家智慧也许值得当今全社会全人类借鉴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