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在我，多少出于偶然，是所谓“计划外项目”。尽管我的写作通常并无严格的设计，但大致的方向总还是有的，比如“知识分子研究”之类。《城与人》的选题不消说发端于关于老舍的硕士论文。但如若不是后来读到了几篇令我感兴味的当代作品，不大会有机会再返回老舍。这也证明了我的研究、写作对于对象的依赖程度——我从来不是满储了“思想”，随时准备倾泻而出；我是必得为对象所触发，才有话可说的。友人在关于《窗下》的评论中，说到“赵园的思想常常是在与历史的旧迹碰撞的那一瞬间喷射而出的”，无论能否“喷射”，“碰撞”是绝对必须的。写散文如是，做学术也如是。十余年后回头来读《城与人》，那笔调竟令我暗自诧异。我由此也体验着人的生命过程的不可逆。某种写作状态、笔墨运用，竟也不可重复，似乎是只能一次的经历。在这种意义上，也应当对那对象，对与那对象的“遇合”怀了感激。这番遇合毕竟丰富了我的人生。
这本书虽用了如“北京文化”这样的大题目，其实更是研究小说的书，因而并未花大气力于文献的搜集、梳理——仅此就已足以使之远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有评介文字说那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我倾向于认可这说法，尽管也明白为此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学术”。至于北京，此后虽购置了一些有关的书，至今仍关在书橱里。回头来看，未下足够的文献功夫即侈谈如此大的题目，像是也勇气可嘉，稍迟几年就决不至于如此孟浪；即使做类似的题目，也决不会做成这样子。由此也证明了人生过程之不可逆。事实是，在这本书之后，关于“北京文化”，始终难以“接着说”。写过几个片段，终于“片段”而已——又证明了写作此书在我之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