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先于个人经验的北京形象的，无疑有文学艺术对于北京的形象创造。这永远是那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中最有光泽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倘若你由写北京的作品——尤其京味小说——中发现了北京以其文化力量对于作家创作思维的组织，对于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的干预、导引，以至对于从事创造者个人的人格塑造，你不应感到困惑。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且在不觉间发生的。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文化的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
或许，只有乡土社会，才能缔结这种性质的城与人的精神契约的吧，人与城也才能在如此深的层次上规定与被规定。而“城”在作为乡土或乡土的代用品的情况下，才能以这种方式切入、楔入人的生活、精神，使人与其文化认同，乃至在某些方面同化、分有了它的某种文化性格；人与城才能有如此的融合无间：气质、风格、调子、“味儿”，等等，像是长在了一起，天生被连成一体的。我因而疑心这种“城与人”正在成为文化遗迹，这种“契约”将成为最后的。现代社会自然会造成新的“城与人”，但那必有别样形态别种性质。近于一体的城与人，不免使人牺牲了部分独立性，也因此那关系更属于“乡土社会”。
我相信一位现象学美学家所说的，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求作者的永恒的人物”所寻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8〕至少这种说法很有味，所说的恰恰像是我们这会儿正说到的人格化、赋有了某种精神品质的北京这“世界”。
能找到理想的“人”的城想必是自觉幸运的。并非任何一个历史悠久富含文化的城，都能找到那个人的。他们彼此寻觅，却交臂失之。北京属于幸运者，它为自己找到了老舍。同样幸运的是，老舍也听到了这大城的召唤，那是北京以其文化魅力对于一个敏于感应的心灵的召唤。从此，北京之于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引发冲动的驱力，灵感的不竭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