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一番议论之后，我察觉到自己将“关系”单纯化了。有必要重新谈论上文中一再使用过的那个“认同”。
如果城只是如上所说的那样“支配”与“规定”着创作思维，并投影在作品的人物世界，那么不但人的审美活动，而且城的文化涵蕴都过于简单，以致将为我们关于古城魅力的说法做出反证。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关系”的审美方面。不妨认为，由于作家的工作方式，自其开始这一种精神创造的时候起，就不再属于任何特定地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属于，又不属于。
我不想径直引用知识分子是“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亚人”这种现成的说法。中国有的是田园式的城市，这类城市对于生长于乡土中国、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像西方现代城市之于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异己。上文所说的乡土感不就是证明？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可能与城融合无间，像终老于斯的市民那样。
城（人文环境）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的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自然愈到现代愈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提倡大地艺术、原始艺术的，无不是城市（且通常是大都市）中的知识者。他们以文化、艺术主张宣告了对于城的离心倾向，有意以“离心”作成自己的形象，从而显现为特殊的城市人。他们是城市人，即使他们的城市文明批判，他们对于城市的叛逆姿态，也是由城市培养和鼓励的。但他们又毕竟不同于消融在城市中与城市确然同体的城市人。更早一个时期颂扬吉普赛人，醉心于田园风情旷野文化的，也是一些困居城市备受精神饥渴折磨的城市人。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因而作家作为“人”与城间的关系，又不仅仅是由其工作方式，也由其承受的文学传统、文学家家族的精神血统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