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态度与文化展示
京味小说作者的理性态度表现于创作行为的，首先应当是自觉的风格选择和自觉的文化展示。老舍由《老张的哲学》到《离婚》，是愈益自觉的风格选择；后起诸家，更有以老舍作品为范本的风格选择。不妨说，构成“京味”的那些特点，多半出于事先的设计、有意的追求，以此种“自觉”提供了事后归纳的便利。老舍的一本《老牛破车》〔10〕，写在他创作的盛期，边创作边自审自评，而且所评正在风格。意图与其实现毕竟不能刚好合榫，不差分毫。但老舍与其他京味小说作者所实现的，大体上确是所意欲实现的，并非偶然得之。
这“自觉”在创作中，又主要表现为自觉的文化展示，这也是京味小说作者设计中的风格的主要部分。至于文化展示中的理性则又表现为文化批判、文化评价，以至分析的冲动，说教的倾向：浮上了表层的理性。与此相关的，是对认识价值的强调。认识这个城市、城市性格，认识这种文化、文化精神。在部分作品中还表现为浓厚的知识趣味——诉诸认知的强烈意向，那神情意态令人不期然地想到长于“神聊”而又趣味优雅的北京胡同居民。凡此，也都出诸明确的风格选择，而不是信笔所之的偶然结果。
文化展示在“文化热”的当下已不能充当“独特”了，却使老舍在他开始创作的那个时期足标一格。因为那是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时期，老舍的思路因之显得迂远而不切时务。他又并不就因此而是主潮之外的游离者。就文学观念说，老舍无宁说是相当“正统”、中国化的，在当时也更与“主流”的左翼文学相近。比如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早期创作甚至还常有浅露的“教化”倾向（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当代有些京味小说对此也一脉相承）。区分只是在选择何种“社会功能”上。比之30年代初急进的青年作者，他更关心“文化改造”这在当时的不急之务，却也在这里，他以他的方式，继续了“五四”一代启蒙思想者有关“中国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