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用了足够的笔墨谈论“共同性”。如果全部情况尽如上文所述，那几乎不能构成一种真实地存在着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我们再三强调所谈的是一种成熟的风格，同时却把个性揉碎在了共性之中，这至少是论述上的自相矛盾。艺术成熟性的可靠标志之一，即个体风格的不可重复性。任何一种有关两个以上作者的风格描述，如果忽略了个体面貌、个性差异，将会弄得毫无意义。因而，作为题中应有之义，我已经并将继续从两个方面谈差异性：老舍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以及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之间。或许经由这样的描述，才有可能把握京味小说作为一种风格的活生生的存在。在诸多层次的同与异中，有风格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鲜活，瞬间变化，可把握与不可把握、可描述与不可描述性，其存在状态的清晰性与模糊性，非此非彼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无穷的中介形态。“京味小说”也就在上述矛盾之中。
生长出京味小说的，是一片滋润丰沃的土壤。地域文化无可比拟的蕴含量，范本所造成的较高境界，都有助于后来创作的生长发荣。新时期一时并出的数家，虽各怀长技，创作成就互有高下，却共同维持了作品质量的相对均衡。在水准起落不定的当今文坛上，能维持这均衡已属不易，要不怎么说是成熟的风格呢。构成这严整阵容的个体都值得评说。我们就由邓友梅说起。
邓友梅
由汪曾祺所谈邓友梅（见前注），你得知《那五》、《烟壶》的写成非一日之功。即使如此，那口属于他自己的百宝箱仍要到得机会熟透了才能开启。
我发现不止一位“文革”前即已开笔写作的中年作家，到新时期才以其风格而引人注目。这里所依赖的，自然有新时期普遍的“文学的自觉”。我尤其注意到笔调。只消把某几位作者的近作与早期作品并读，你就会发现最突出的风格标记正在笔调。摆脱共用语言、脱出无个性无调性无风格可言的语言形式的过程，又是创作全面风格化的过程。寻找属于自己的笔调，牵连到一系列的文学选择：对象领域的，结构样式的，叙事形态的，等等，更不必说笔调中包含的审美态度以至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