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北京
据说北京建城于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于燕、黄帝之后于蓟的那一年，算来这个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1〕有人以“长安文化”、“汴梁—临安文化”、“北京文化”为三大类，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个时期：长安文化，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汴梁—临安文化，是一种内聚型、思辨型、收敛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种由封闭型、保守型而不情愿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2〕我疑心关于文化史三时期特征的上述概括或失之简单粗率，但这种以城市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风范的想法，毕竟是诱人的，它将文化史大大地感性化了。甚至如长安、汴梁、临安、北京这些名称，都自然带出一种情调、氛围以至某种熟悉亲切的情境来——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所能提供的信息毕竟比文化史的抽象概括丰富生动得多。如果没有对文化史宏观把握的雄心，而感兴趣于城市文化特性的研究，肯定会有与上述思路相径庭的发现。比如历史下行未必即有文化的全面没落。以上述四个城市作为标志的文化形态，也将有可能得到内容更复杂的描绘。文化史的尺度本应与社会发展史的尺度有所不同。
京味小说作者所面对的清末民初以来的北京文化，其形态有更具体的成因。较之其他地域性文化如湘西文化，上述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在“成因”中政治历史因素显然大于其他因素。两个时期的京味小说作者以之为清末文化的活化石，如同由地壳变动的生成物考察地质运动那样，在其上不懈地辨识不久前发生的大变动的痕迹，是极便当的。至少在老舍那一代人从事文学活动时，晚清文化远不是赖有考古发掘才能复活的遥远的过去，北京更是一册可供翻阅、核查的实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