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得涉及不同时期不同“代”的作家对于“北京”的加工方式。
“五四”新文学作者在面对北京文化时的内心矛盾，也是不会再以同样的深刻度重复出现的了，那一代人所留在文学中的，或许不久就会成为只有凭借特定语码的译解才有可能被认识的文学资料。年轻人将不无惊奇地发现，北京竟然承受过如此严峻沉痛的文化审视；同样会使他们惊奇不已的，是其中的文化眷恋也竟深切到刻骨铭心。这一切多半不再能唤起他们的经验联想、情感共振。他们会轻易地从中辨认出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分子有关文化问题的思维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影响于新文学是这样深远，造成了那几代作家相近的文化价值取向，规定了他们逼近生活、把握生活的类似角度。当阅历、风格极为不同的作者用近于同一的方式讲述北京文化时，拟定其语义的是经验与思维的共同性。
张天翼的《荆野先生》中有如下场面：
清静的街，伟大的前门，荆野忽然对北京产生了说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实叫人留恋哩。”
“北京是对任何一种人都是适合的。”小老头说。
“那也不，不是什么适合不适合。只是在北京呆着，有点鸟味儿似的。”
“这什么，这味儿是好是坏？”老惠问。
荆野看了他一眼。
“谁知道。可是北京，就是‘呆’不出一点劲儿。”但又感伤地说了一句：“在北京的这几年算是个梦罢。”
王西彦的《和平的古城》写在1936年秋。开头引日本鹤见祐辅的《北京的魅力》：“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了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在引文之后，这位中国现代作家感慨万端、悲愤不已的，却正是沦陷后北京的“和平空气”，和依旧悠然的古城居民：“中山公园里，时常可以见到百数以上的红肩章武士杂在人丛里，蹂踏着草坪，折着花木；而游人们悠然如故，没有显出半分的不调和或不自然。”——小民不得已的政治冷漠和优游既久的麻木。“一年前日本浪人和汉奸从丰台劫了铁甲车轰北京城，半夜里炮声隆隆地，炮弹经过南城直飞到西北城。第二天廓外还在激战中，可是城内依然歌舞升平，全城竟有一大半人不知道这回事情。有的人身住宣武门外，炮弹从自己屋顶飞过，巨大的声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他只模糊地咕哝一句：‘讨厌的，放什么炮呀!’——打了一个呵欠之后，依然朦朦胧胧地沉入睡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