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年音乐术语“变奏”一词似较流行，且常见于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论著的标题。其实音乐中的“变奏”（variations）乃是针对主题（theme）而言，故若讨论时代主题而仅以“变奏”出之，则其言外之意或谓该时代是个“无主题”或“主题隐晦”的时代。对相当长时间里曾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而言，说其是一个各类“变奏”并存的时代，自亦不乏启示性；不过各种“变奏”的众声喧哗之中，虽掩盖着却也表现着某种或某些或许不那么明显的“主题”。
若在表述中略去“主题”而仅出以“变奏”一语，尽管立说者对“变”的强调得到体现，在主题的“真事隐去”之后，所余者或不免转成“假语村言”，亦未可知，与音乐中原来的意思也不甚一致。倒是敝友马敏和朱英讨论晚清苏州商会而以《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名之[1]，略近其本义。盖除了最近几年外，商人在中国言说中从来是比较边缘的，而商会更是清季才有的新生事物，但在近代“物质兴起”的背景下，因得到政府的提倡而别具权势，虽仍是时代话语主题衍生出的一支“变奏”，到底也呈现出那个时代主旋律之一的走向。
近人以音乐术语表述他事似有其历史渊源：在史无前例的“**”期间，“读书无用论”得到提倡，在一般家长心目中“数理化”已边缘化到连“变奏”也未必算得上的地步，“音体美”成为那时青少年教育的重心。正所谓祸福相倚，国人无意中得到的大收获便是久违的文艺体育才能得到或许是缙绅先生当道以来最大程度的解放，音乐术语也从专家囊中脱颖而出，得以走向大众。对那些年受教育者或关注子女教育者而言，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术语都变得相对耳熟能详，后来多能用之于表述他事。
台北的彭明辉最近也从音乐视角考察晚清的经世史学，却并无“**”因缘；原来他是个经典唱片“发烧友”，对音乐爱之深而久听成内行，使用各种术语便有如数家珍之感。彭先生从复音音乐（polyphony）侧重两三个主题共存并进的多旋律视角论析晚清史学，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经世思想是晚清史学的主题动机，其对位主题则是追求富强；不过，尽管时代变局的冲击强烈，史学内部的考据典范依然存在，只是隐而不显。两条旋律虽一隐一显，却仍能并存，终形成考据与经世“双主题变奏”的多旋律现象。同时，内在的学术需求使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新路，乃形成风格各异的治史取向，这些特定旋律之中仍各有其主题与变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