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