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全书分10章，第1章阐述作者那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嘎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痕迹的历史观，以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6]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将18世纪的满清王朝建构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5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3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18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嘎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嘎尔尼使团的筹备。第4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过程，而第6～7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英文版27页，下同）。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