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以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从事的不过是试图将虚设成分剔除于史事之外，即一种消极的辨伪（falsification），以此来净化历史事件及史学编撰。他要构思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即“不那么关注辨伪，而是更关注经过多重陈述的事件”。他将此称为“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大致意谓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史家参与或卷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混杂进程之一部分”。
这种新型史学关注的是“各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据简单的因果概念组织起来的互无联系的离散单位”。这样，“重构过去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主动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问题不在于怎样使叙述更少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诠释立场与我们日常应对的权力结构的关联之中确定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构史学重构（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即对相关题目的既存史学成果进行批判地评估。既然史学研究涉及权力结构，则对史料的解释中也就隐含着权力运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见的，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利用了这些偏见而强化与某些主流政治主张（正统）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释，而排除那些与正统歧异的解释。[12]何伟亚因而提出要“动摇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the taken-for-granted）关系”。
他要动摇或挑战的正是既存的产生史学知识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据线性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the social）；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这些词汇、短语以及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