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的一个研究取向，就是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因此，他强调18世纪的大英帝国和清朝与一般意义上或一般认知中的“英国”和“中国”有相当的不同。他受美国社会学家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将国家带回社会史分析（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影响，将“帝国”带回历史诠释之中。故他不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两个文明或文化的遭遇，而是两个建立在“差不多水火不容”的政治准则之上的“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间的碰撞；双方都是版图宽广且在扩张中的“帝国构建”，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等级不同的属国或殖民地，而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25～28页）。
对中国读者来说，何伟亚通过马嘎尔尼所属的伦敦“文学俱乐部”简单构建的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虽稍嫌简略，当有启发。该俱乐部成员包括我们熟悉的“保守”思想家柏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史学家吉本，这些“知识贵族”时常聚会，进行吉本所说的“男人式的交谈”（除了有近人注意的性别歧视外，其意谓约略近于孔子所说的“言谈及义”）。他们的讨论都围绕着探索掌握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规律，即发现真理。而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是理性，它又和道德密不可分。这些“知识贵族”似乎都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式绅士，他们忠于英国王室，同时又超越于腐败；与此同时，18世纪英国的实际政治却相当腐败：国会议席可以买卖、官位要靠权势影响获取、得以晋升的关键途径是上面有政治庇护人。
马嘎尔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仕途中得志，而他又以上述的“公共领域文化价值观”来观察和记录中国情形，一面对中国人“说公共领域”（speaking the public sphere），一面有意无意将英国政治的腐败投射到中国之上。[27]在这样的思想武装下，马嘎尔尼发现中国人一直以“不变的法则”来作为“抵御理性和推理的盾牌”。正是从这一思路逐渐引申出后来广泛流行的观念：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坚定而有理性”，这样仍不行则诉诸武力，迫使其放弃“非理性”的态度和做法（注意理性与道德的紧密关联）。这一观念后来成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各次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武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