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盛洪先生的大作《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1]，很受启发。除了文章中间时常过强的价值判断外，我个人对盛先生的主要观点和许多论证，都非常赞同。特别是盛先生关于中国在近代的军事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与中华文化缺少‘恶意’”（是否到“主要”的程度，应还可探讨。同时，“咎”的价值判断过强，用“因”字或更中立），而西方文化在全世界取得优势是建筑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后者又与其文化中所含“恶意”有关，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和‘西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恶意’”，未必就是进步等论点，甚获我心。据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恶意”，多指主动的和进攻性的争斗，的确是中西文化在近代的一个主要差别。不过，盛先生所“挑战”的“历史”（或历史学），与我所见的却不甚一致，所以对他文章的某些部分，也还有些保留，特写下来就正于盛先生及学界同人。
盛先生说，他过去接受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基本观念是“现代”（等于西方文化）比“传统”（等于中国文化）好，但是在他“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之后，对此观念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他发现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与他认知中的历史不那么吻合。盛洪先生的结论是“要么是经济学错了，要么是历史（或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错了”。这个结论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其中有些基本的预设恐怕是成问题的。
我对经济学全无所知，也许那学科里很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但历史本身是人类已经发生的往事，是否应该或可以由今人来判断其是非，已经要打一个大问号（古今人不同其实也就像同时段不同地域的人我之别，今人如果可以据今之准则来判定昔人的是与非，则盛先生不欣赏的由西人据其准则来判定其他人的是与非，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进而言之，据人类中不占多数的一部分人的（盛先生已指出：“经济学可谓西学的一种”）后起的（今日所谓的经济学，即使被称为“古典”者，也不过是近代才兴起）一个不那么大的门类的学说，是否足以判断整个人类历史的对与错，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在前面的两个“要么”中，盛洪先生说他“宁肯相信后者”，但就此层面看来，实只可能是前者。如果一定要讲究对错，还可以有超越于经济学和“历史”的第三个选择：盛洪先生自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