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罗隐写过一首《送灶》诗说：“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意谓五代时武人越货，凡事非钱不行，而作为“文章”的学术或文化则已衰落。杨荫杭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用了此诗后却指出：“五代时文章虽短，非绝不值钱。尔时南唐、后蜀皆文化卓著，岂今日各省所能及。印板术创自中国，实始于孟蜀。使文章不值钱，能镌板风行乎？”（《老圃遗文集》）
不过，罗隐的诗至少提示着五代之前文章大概更“值钱”。其实中国历史上文章的“值钱”与否有起有落，比如五代之后的宋代，文章似乎就特别“值钱”。所以喜欢功业的人，一般都言必称汉、唐；而近代关怀文化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则多表彰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顶峰。
但“文章不值钱”的现象到近代似乎已成定式，且呈现每下愈况的趋势。杨荫杭尝以北京各部衙的地位为例说明之：在清季是“以人为本位”，故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时，学部中人也饶有气焰。到20年代军阀掌权时，各部“红与黑”之标准，已改成“以钱为本位”。收入最多、搜刮之力最强者，为最红之部；若无收入而仰给于人，则等于乞丐。陆军部虽无收入，却最强横，予取予求，故仍为红部。而教育部绝无收入，也无能力从别处拿钱，为最黑之部，部中人多垂头丧气，与清季成鲜明对照。故杨氏叹道：“使罗隐生于今日，作《送灶》诗更不知作何语？”
文武之间的异位，其实也有读书人自己的贡献。20年代军阀割据，每使人想起五代，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19世纪末以来几十年提倡“尚武”和“军国民主义”，绝非次要的因素。清季民初的一片“尚武”之声，正是读书人喊得最响亮。文人领袖如梁启超、蔡元培等，几无一不是尚武精神的鼓吹者。大儒章太炎固曾以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而闻名于世；后来北伐之时，尚武的“长衫同志”吴稚晖，也鼓吹“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大家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说是从风而靡，绝不为过。照此发展下去，结局当然是“文章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