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与国际接轨”是学界谈论较多的话题。就中国学人本身而言，如果要往世界级方向发展（而不是作穿梭旁听于各学术会议那种“国际学者”），确实有这方面的实际需要。今日的学术的确已成为世界性的，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当然必须与国际通行的史学论说“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基本是西方的）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这个问题我另有所论（参见本书《多元开放的学术对话》）。
不过，一些在实践层面的“接轨”行动，揭示出我们试图接轨的“国际”，有时却带着“中国特色”。各大学的争设学院，就是一个显例。有的大学现有“学院”的数量，恐怕已超过几年前“系”的数量，岂止“接轨”，早已超越而居世界前列了。实际上，一个大学必设“文学院”“理学院”及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学院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民国初年中国学人对当时西方及日本学制的“创造性发展”。国际学界实居主流地位的欧美，大学里设学院的方式本是多元纷呈，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牛津与剑桥大学的各学院（Colleges），与我们大学里的学院，完全是两个概念。今日美国一般公立私立大学，似都未曾听说有什么“文学院”和“理学院”（半个世纪以前或许是有的）；倒是多有一个“文理学院”，其职能相当于我们的“教务处”（及部分“招生办”的业务），主要管理本科生的教学（似并不管理学校的“教学经费”）；其研究生院的功能也相类。
这样看来，今日我们大学里的学院制，到底是与什么时候及何处的“国际”在接轨，还是可以考究的。当然，如果某一体制更适应我们自身的环境，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本也不必考虑是否与外国一样。有一点大约中外都是相同的，即一个大学的地位，在于有没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准学人与学科，而不在有无或有多少学院。我想，如果某一学校的学者及学科有世界级的学术地位，你不去“接轨”，别人也会往这里“接”过来；反之则恐怕只能事倍功半。所以，今日谈什么“优化资源”（我对此词其实不甚懂），或者还是先优化“人”这一最主要的资源，鼓励学人流动，使有志于真正“接轨”的学校得以聚集高水准的学人，以形成学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