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一篇讨论民国考据史学的论文中，曾说晚清开始的反对乾嘉“汉学”的趋向无意中导致了对“读书应先识字”这一传统的弃置，因不讲究“章句之学”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读书人阅读旧籍的能力。然后我顺口说到今日文史两系的本科毕业生恐怕看《幼学琼林》这样昔日的蒙学读物都有困难；而当年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出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实当然不低），许多文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也许未必就能顺畅地通读（实际已通读的则更少）。这是由于兴之所至而说得“口滑”，不觉违反了我自己订立的不在学术论文中越题说话这一规矩（类似的话我通常是在本文这样的“文化评论”一类文字中陈述）。虽然我并不收回我的陈述，随意引申到底与“学术规范”有明显距离，这是要向各方面读者诚恳致歉的。
一位实际同意拙见的朋友认为：我虽然指出了在其他诸如阅读外文书籍和使用计算机的能力等方面，今日学人又有昔人不具备的长处等，但他仍觉得把“博士生导师”点出来评论总缺乏点分寸（实即不够世故也）。最近到台北开会，一位台湾学者也认为我这样下笔过于“凶狠”，更引起我的反省。不过个人对此原本相当坦然，因为我自己也厕列于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之中，而我就是那些没有通读上述书籍者中的一个。所以我不过是在作自我批评，且所述又与事实相符合，原以为不致太得罪人（其实在如今讲究经济效益的时代，价值与收入成正比。本作为一个过渡制度的“博士生导师制”，在高校及相关学术机构中实际上已大致被视为一个类似“太上教授”一类不过虚有其名的等级，基本未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原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但今天包括我这样的“博士生导师”在内的读书人还不仅是阅读旧籍的能力不强，表达能力似也渐成问题（为避免误会，以下皆以我个人所历之事为例）。最近不断有学生向我表示“看不懂”我所写的文章。在今日社会对稍有“支配权势”者皆出于趋奉的大语境下，学生对老师自不免客气，“看不懂”其实就是“不知所云”的婉语而已。我的学术文字主要当然并非以大学的在校生为预设读者，但有篇探讨史学方法的文章，却的确是希望写给学生看的，而我所在学校的大部分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反应是仍“看不懂”。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还主张学术论文应朝“辞达意”方向努力，而该文既竟然使人感觉“不知所云”，其辞不达意，应该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