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言学术机构改革者，多指出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都有沉重的社会负担，即必须承担所辖人员的吃穿住等“后勤”事务。许多人也都寄希望于此类社会功能的逐步减除，俾学术机构的领导人更能将其注意力主要置于发展学术之上。目前我们学术机构的社会负担沉重，部分可能源于几十年前的学习苏联模式，同时恐怕也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通常都有一个短暂的“军管”过程相关，盖后勤的保障以机构形式落实到基层的连队，正是军事家的习惯思维。50年代前与后的中国大学，其总务机构的大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在思想观念和榜样的树立方面，则注重此类“功夫在诗外”的建制，似乎还渊源更早。
像研究所这样的学术机构出现稍晚，但大学的建立则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兴办学堂。章太炎注意到：当时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自湖北始设学校，而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山西举人刘大鹏那时的观察可以印证太炎之所见，刘氏曾到省城参观各新立学堂，见其建筑“均极雄壮”，颇能体现当时“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讲究“铺张华丽”的特色。
这样的传统显然一直传承下来，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1936年论大学教育时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其次则为图书设备，“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但当时中国许多大学校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置图书，但事建筑馆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