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5]用余师英时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6]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大众中的多数人，那时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读书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而立说接受双方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盖“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所以态度平和，在发表其主张时，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概。胡适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7]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的意义尚不止此，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