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坚定的目光和变革的意识在德国文学史论坛面前历来需要一个借口：年轻人或者天才。不具备这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人——像福斯特尔或者索伊默[1]那样男子气的而且严格意义上平淡乏味的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更胜于大众文化的边缘中朦胧之人的存在。显然，索伊默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将他与其他许多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据显著位置的人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在一切危机中无可非议的态度与他的坚定性，凭借这种坚定不移，索伊默——因为他当时曾被黑森的征兵者强行带去军队——在脱下军装很久之后，仍在他的生活方式中随时表现得像一位善战的公民。就像在台尔海姆（Tellheim）[2]那里一样，人们定然可以在索伊默那里很好地看到“正直之人”是怎样理解十八世纪的。只是在索伊默看来，军官的名誉与强盗的名誉相距不远，就像他的同时代人在《里纳尔多·里纳尔蒂尼》（Rinaldo Rinaldini）[3]中向强盗致敬那样，以至于他在步行去锡拉库萨（Syrakus）[4]的途中能够坦言：“朋友，如果我是那不勒斯人，我就会身处这样的**中：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去当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在这次徒步中，他克服了与唯一一位较为亲近的女士之间的不幸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他从未曾走近过这位女子，而她以一种伤人的方式招来了一位男子——就是下面这封信写给的那位——对其取而代之。他在描写攀登巴勒莫（Palermo）[5]附近的裴洛里诺（Pelegrino）时偶然叙述了这一克服是怎样发生的。在大步前行中，他在沉思后把有着这位女士画像的护身符扯了出来，这些年来他从来没能与这个护身符分开过。但是当他手指尖拿着这个护身符时，他突然发现它已经破碎了，所以他将这个东西连同托座一起扔下了深谷。这就是这一伟大的、真正塔西陀式的、他在其代表作的这一位置上为其爱情竖立的铭文的动机：“倘若是从前我会跟在她的小肖像画后面跳下去；即使现在我还有可能会跟在原物后面跳下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