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为了恰当地感受下面这封信中的思想，我们不仅必须牢记波罗的海地区一个牧师家庭的赤贫——这个家庭的收入只比其债务多一点点，还有着四个孩子；而且必须牢记这封信寄往何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在护城河边的家。在那里，没有人找到过“贴着墙纸或者被粉刷得很美丽的房间、油画藏品、铜版画、丰富的家用器具、豪华的或者稍微有点价值的家具——甚至连一间对一些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件家具而已的图书室都没有；此外，在此也不用考虑费用昂贵的娱乐旅行、驱车游玩以及之后几年任何形式的消遣等等”。当人们走进屋子时，“一种安宁的寂静就这样笼罩着。……当人们走上楼梯……经过左侧一间十分简朴、毫无装饰、部分被烟熏黑了的前厅后进入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虽然它意味着最好的房间，但没有展现任何豪华之处。一张沙发，几把套着平纹亚麻布的椅子，一口摆放着一些瓷器的玻璃柜，一张放着他的银币和攒起来的金币、包括一支温度计和一个蜗形腿台桌的办公桌……这就是所有的家具，它们挡住了一部分的白色墙壁。就这样人们穿过一扇简陋的门进入到同样简陋的无忧宫（Sanssouci）[2]，敲门后伴随着一声愉悦的‘请进！’被邀请入内。”这也许就是那位将这封信带去柯尼斯堡的年轻大学生曾经历的。毫无疑问，这里充满了真正的人性。跟所有尽善尽美之物一样，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类完美表现的事物被赋予的一些条件与界限。人性的条件与界限？当然，看起来，它们被我们同样清楚地望见，就像另一方面，它们把中世纪的生存状况（Daseinsst?nde）衬托得分外鲜明一样。如果说中世纪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那么现在宇宙对我们而言，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都是成问题的。凭借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知识，它已经由内而外被炸得粉碎，它与自然界中无数的要素、无数的规律性紧密相连，从中我们的形象也同样处于最彻底的转变中。现在我们回顾启蒙运动，对其而言，自然规律并没有一处与自然界中一种可理解的秩序相矛盾。启蒙运动从规章制度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秩序，它让臣民们依次列队进入箱子、让科学进入格层、让个人家当进入小盒，但是，为了凭借理智天赋将人类从万物中单独凸显出来，它把人类视为智人（homo sapiens）置于其中。如此这般就是人性施展其巨大功能的狭隘偏颇之处，没有它，人性注定要缩减。倘若这种稀少且受限的存在与真正的人性之间的彼此依赖在哪个地方都不比在康德（这一位标记了学校教员与平民保民官[3]之间不偏不倚的中心位置）那里显露得更为明确的话，那么弟弟的这封信表明，那些在这位哲人的著述中转变为思想意识的生活体验，如何深深地扎根于大众之中。[4]总之，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与此同时，那些康德与其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依据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条件，同样展现了出来——他给予他们的关怀照料，尤其是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坦诚，凭此他让人知晓了他作为遗赠人的打算和在他生前就给予他们的其他帮助，以至于他没有让任何一位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孩子——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又有了孩子——受贫困之苦”[5]。而且，康德还补充说，他将会继续下去，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希望那时还有一些但愿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将会留给他的亲属和兄弟姐妹。这就可以理解，侄子和侄女——就像在这封信中——之后也与尊敬的伯父“在纸上……紧紧依偎”。虽然他们的父亲已经于1800年先于这位哲人去世，但是康德将原本准备赠予他弟弟的遗产留给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