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4—1795年冬季，即共和三年霜月至风月期间，反恐怖主义和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潜在的白色恐怖。这一运动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清洗（因为恐怖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在热月9日政变的第二天就被撤职了），复仇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镇压对象首先是知名的恐怖主义者，而后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前区级政府人员都受到株连。镇压还带有某种社会色彩：它通过打击原各区活动分子来摧毁整个共和主义价值体系。雅各宾俱乐部被取缔后，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谴责了这种摈弃激进共和主义及其所有标志的倒行逆施。
卡里耶受审后，开始了反恐怖主义运动。卡里耶于霜月3日（1794年11月23日）受到革命法庭传讯，26日（12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他曾拒绝承担南特溺杀事件的责任，但承担了依据惩治武装叛乱法而进行枪杀的责任。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75名曾抗议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的吉伦特派议员于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被召回国民公会。当年，多亏了罗伯斯庇尔他们才免上断头台。这些议员，加上同时被召回的几名辞职或被开除的议员，共78人（其中有多努一类的温和派、朗热内一类的反动派，甚至有萨拉丹一类倾向于王权主义的人），加强了右派势力。对原两委员会成员的攻击日益增多，于是国民公会于雪月7日作出让步，建立了一个审查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案件的委员会。康巴塞雷斯曾提议赦免他们，但白费唇舌。在此案悬而未决之际，为了摧毁国民公会温和派议员的抵抗，“金色青年”团伙进一步增强了压力。
与此同时，在巴黎各区发生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48个区中至少有37个区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审查原区级人员的品行。11个区中有200名活动分子受到起诉（其中有152名革命特派员）。这些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遭到“公众的蔑视”，成为名副其实的贱民。政府即使没有支持这场运动，也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霜月13日（1794年12月3日）法令反映出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该法令要求交出共和二年特别收入（强制性公债、自愿捐款）的管理权。各区反动分子指控无套裤汉的主要内容反映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共和二年的经济、社会制度刺伤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旧日的反囤积专员尤其成为众矢之的。物资征集、强制性公债、对囤积货物的没收，统统成了有损于财产权的罪行。“嗜血者”也被称为“平均主义者”，因为他们鼓吹过“分割财产”。共和二年，资产阶级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受到损害。非无套裤汉化运动则是它反攻倒算的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