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一样，是使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主宰的这一长期社会、经济演变过程完成的标志。
这个当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资产阶级最觉悟的理论家从19世纪开始宣告的。为了从历史角度论证《宪章》，基佐曾指出，法国社会和英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人民和贵族之间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它的思想逐渐明确，并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对这种新社会的确认。其后的托克维尔及泰纳也赞同这种观点。托克维尔曾以“一种宗教的恐怖”谈道：“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个世纪以来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今天，人们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废墟中前进。”泰纳勾画出资产阶级在社会地位方面缓慢地上升，这最终使它对不平等状况不能忍受。但是，尽管这些历史学家确信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归功于流动财富、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却从未注重具体研究大革命的经济根源和从事这场革命的社会各阶层。
尤其应当指出，尽管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具有远见卓识，他们都未能阐明一个根本问题：大革命归根结蒂应该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解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力量所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是在“封建社会”自身的内部产生和发展的。在18世纪末，所有制关系、农业和制造业的组织形式已不再适应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并成为生产的阻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写道：这种桎梏“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1]
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饶勒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也在该书《总引论》中承认，他对历史的解释中“既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有米什莱的神秘主义观点”。）再现了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雄辩地展示了一幅广阔宏伟的时代画面，它至今仍不失为一座不朽的丰碑。他写道：“我们懂得，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方式是历史的基础。”饶勒斯之所以能把大革命史研究推向前进，是与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高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如果说他本人并未明确指出，阿尔贝·马迪厄却感觉到了。马迪厄在1922年《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再版前言中写道：饶勒斯把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敏锐感与嗅觉”同样运用于历史资料的研究中。“由于他投身于各种集会和党派的激烈的政治生活中，他比那些教授和埋头于工作室的人更能体会出革命者的**及他们明确或隐晦的思想。”饶勒斯的著作或许有简单化的毛病。在该书中，大革命的发展是单一性的：其原因在于业已成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知识方面的力量，其结果则是这种力量以法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