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的被推翻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赋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1789年至1791年的立宪派所十分喜欢的东西——被取消了，每个成年男子从此有权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国的选举中投票[1]。这样，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平等观念就具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尽管有这一切成就，可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仍是一个充满内部深刻矛盾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和谐融洽的时期。代替旧的矛盾的是新产生的矛盾，而这与对外战争问题完全无关，因为新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给战争以热烈的支持。吉伦德党在这次选举中一跃而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们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装民众的支持。与吉伦德党对峙着的是山岳党，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敦和马拉现在都被选进了国民大会。他们深得巴黎各区和俱乐部的拥护，因为他们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们在各区和俱乐部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斗争逐渐在秋天展开，随着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许多新的叛变行为与战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发为公开的暴力行为。这场斗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获得解决，这时，吉伦德党的领袖们被加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无套裤党人强行赶出国民大会。然而，只有到9月群众进一步暴动之后，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得到巩固，专政的工具即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为革命第二阶段中最显著特征的山岳党和巴黎无套裤党的联盟，并不是没有经过困难和紧张时期就实现了的。除了政治权利以外，无套裤党人并没有从八月革命中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经领导由他们积极参加的暴动，但它既不是由他们缔造的，也不合乎他们的理想：虽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来，坐在里面的律师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师傅和帮工只占公社成员的三分之一；而律师和记者虽然是少数，却占据着领导地位[2]。不过，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当时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迫切问题，如工作和粮食价格问题等。11月，圣安东郊区的玻宾库尔区议长曾向国民大会呼吁，要求给“工人公民这一人数众多的阶级”准备面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缓和[4]，但是1793年最初几个月又猛涨起来：比起上一年春季，这一次来势要凶猛得多，波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为广泛。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价为24苏）卖到47～60苏，粗糖（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40苏，牛油蜡烛（1790年售价为15苏）卖到18苏半～20苏，咖啡（1790年售价为34苏）卖到40苏，肥皂（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23～28苏。结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动更广泛更持久的群众骚乱。巴黎各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卷进了这次骚乱，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贱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这些有产阶级中包括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作过演讲或者鼓过掌，或在国民大会中同山岳党同坐过最高一排椅子的极端民主派在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