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展示了晚清民国一百多年间四川社会与文化史上的几个片段，题材涵盖了从宗教信仰、学术研究到政治斗争等不同领域，涉及的社会阶层则有军人政客、普通士子、精英学人，有时也稍许兼顾下层民众。这些横切面经由许多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线索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彼此交错的叙事脉络，而都可以被归入“近代四川的地方认同”这一大主题之下。不同片段可以连作一气，多少证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周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与“变”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暗示着“通”似乎把两种貌似矛盾的状态结合在了一起：相异而不隔。因为相异而不得不变，又因不隔而连为一团。章学诚《文史通义》云：“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天下事有可“通”者，有“不通”者，然“不通”者实亦可“通”（惟又非“强通”）。[1]或者，用今人的话说，“通”这个字，同时兼顾到了历史的变动和延续、多样和统一。它不是千人一面的“同”，但也并非互不相容的“异”。“通”，处于“同”与“不同”之间。
“通”这个概念，也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作为一部地方史著作，本书的议题受制于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更多关注的是四川的地方性。这正是地方史的学科特色所在：它并非国史的地方版本，绝不是把国史中的内容在地方层面上复述一遍，即可了事。它所主要关心的是，与全国及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某一地区呈现出的历史“差异性”是什么（本书所说的“差异性”，未必是“独一无二”的。详细论说参见后文）。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这一层面的认知尤有必要。它使我们不再把中原或江南一隅视为整个中国的样板，而是令我们看到在“中国”两字之下所包含着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此意义上，地方史研究永远都不会过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