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明清时代常见的同乡组织，遍布通都大邑，在移民地区尤其引人注目。1945年出版的四川《大足县志》说：“吾国人民向无团体。清初移民实川，于是同籍客民联络醵资，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或名曰庙，或名曰宫，或名曰祠，通称会馆。是为团体之始”。[1]四川的民间团体显然不应自清代的移民会馆算起，但这段话也从侧面反映了会馆在清代四川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此处只是概言之，四川不同地方的情况其实不尽相同）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清代中叶到民国时期，会馆已成四川各地方志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即是此一现象的表征。如光绪《广安州志》描绘当地的大场镇时，就特意提到“祠庙鼎峙，会馆林立”，显然把会馆视作了标志性的地方景观。[2]
嘉庆时期，一位宦游蜀地的湖北蕲水人徐陈谟曾云：“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3]身在异乡为异客，不论是宦游还是定居，都不免孤零之感，而会馆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这在当时已为人广泛关注，民国以来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近年来，清代四川会馆的名称、分布、修建、日常活动、财政支持及崇祀对象等基本情况已得到大致梳理。不少研究更注意到，会馆既是移民强烈的“原乡感情”（strong sense of place of origin）的产物，也强化了这种感情。因此，它在客观上不利于移民群体的融合。[4]但也有学者指出，会馆为人们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方便，清代四川移民会馆在地方公共管理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对不同原籍的民众关系的协调，也促进了移居地的地方社会整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