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开始，川军纷纷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但川内的基本政治形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1887—1975）因忙于应付各地军事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也根本无暇西顾。因此，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较之北洋时期却是有增无减。[73]但“全国统一”给各种问题的根本解决带来了希望，反而使人觉得事实上的割据状态更加难以忍受。因此，相对于南京政府的“无为”，一些四川人，特别是旅外人士，对打破四川半独立状态的呼吁要激烈得多。北伐开始，尽管川军纷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仍有一批川籍国民党人及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青年知识分子，呼吁把四川军阀列入征讨目标。1928年9月，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召开资州会议，讨论组成新的四川省政府。当时即有人在上海出版的《蜀道周刊》上指出，四川军人所谓“革命”，实际是为了逃避真正革命的到来：“客军入川的声浪，不断的传到省内，于是他们计从心上，马上召集资州会议，商量组织省政府等问题，拿这省政府的大帽子对外可以抵御客军，对内又可使剥削民众的诸种手段，有所保障。”[74]
但南京政府并未进兵四川，反而在公布的四川省政府组织名单中，基本承认了资州会议的权力分配方案。这一名单出台以后，立即引起了舆论批评。《蜀道周刊》是其中一个重要平台，连续发布文章指出，这是对北洋政府治川政策的延续：“从前北京政府治川策略，‘以川乱川’。现在南京政府的治川策略，是否挑拨川乱？不能断定。但这种不察事实的派[做]法，其结果又能去北京政府多远呢？”[75]如果“革命政府”的行为与“反革命”并无两样，则又何贵乎革命？这不能不令向往革命的人士失望，甚至转而积为怨气：“这种办法，在深居高拱于南京的党国要人，也许认为煞费苦心，再冠冕没有了，但是从咱们四川人（百姓）看来，就好的方面解释，可说是‘药不对症’；若从坏的方面解释，不啻‘为虎作伥’”。[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