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既不爱“管外边的闲事”，报刊事业又不够发达，即使有意见也很难找到公开发表的园地，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蜀人对四川和国内局势的意见，旅居外省的人士成为一个重要渠道。他们大都不满意于四川状况，又深受省外思潮的鼓**，对夔门内外的情形都有了解，革新志愿强烈，但又身不在其位，故一般只能通过文字抒发己见。
在旅外川人中，青年学生占了很大比例。1930年，一位在上海的成都大学毕业生谈到：“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觉了的青年，都觉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制，交通的阻厄，不能满意的接受中外的新的文化和思潮，……还有许多人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货[道？]的中西文化。”[33]显然，作者本人就是这群“高等自觉了的青年”之一，这段描述也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事实上，让孩子去外省求学也是不少家长的心愿。据熊丸（1916—2000）回忆，当时“只要家里有点钱，或还算过得去的人家”，都会把孩子送到南京、上海或北京去读书。[34]1930年，黄稚荃（1908—1993）自成都高等师范毕业，她父亲黄沐衡（？—1944）因为看到四川“军阀割据，无异土寇，在四川无前途”，遂劝她去日本留学。[35]
旅外川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学成或有所专长的知识分子。胡先骕在1933年观察到，四川很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但是，“以政局紊乱之故，少数确有专门学问之人才，类皆不愿牛骥同皂，宁在外省服务”。[36]比如，任鸿隽（1886—1961）留美回国后，就与夫人陈衡哲（1890—1976）一起回到四川，欲图发展实业，但终于发现，“四川这个扰乱的样子”，“非四、五年之后是没有什么事可办的”，遂不得不离开，前往北京。[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