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王宜昌在《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有一个‘异乡’在现在底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僻处西南底四川。”王宜昌在三十年代中期因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得名，彼时却还只是一个旅沪的青年学生。他自己是四川人，却为何会把四川称作“异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从王氏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是站在“外省”立场上做出这个结论的：“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文化落后，野蛮混乱的么？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崎岖阻险，神秘难知的么？”王宜昌宣布，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与四川的“难知”，“使人们都明白四川是怎样的不异的‘异乡’，使人们明白四川底现状与历史发展，使人们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发展她们底将来。”[4]
事实上，本书前边已经引用过二十世纪初署名“山河子弟”的四川留日学生所写《说鹃声》，其中号称四川隐然“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参看第二章）。他的意思当然不是真要提倡四川独立建国，恰恰相反，他这样说主要还是为了激发川人的救国热情，换言之，也可以说是想“使人们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发展她们底将来”。不过，在这里引起兴趣的是，与国内其他地方比起来，四川到底是“异”还是“不异”，这两人的看法显然不同。在山河子弟的表述中，四川不但与众不同，而且“异”得厉害；王宜昌的言说重点则更多地落在四川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的一面——事实上，他的目标正是希望借此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异乡”认知。
在近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四川究竟是不是一个“异乡”，不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如我们所见，山河子弟和王宜昌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和论证策略，对此一问题做出了相反的回答。中国地广民众，若把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拿来做比较，答案自然是它们有同有异。但是，“有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即是一处“异乡”。而王宜昌的观察，却的确可以从其时外省人对四川的印象中获得不少支持。简要而言，所谓“国中的异乡”，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四川与外部多有隔绝，因此，基本上处在外省舆论关注的范围之外；其次，全国主流舆论界对四川的有限认知也以负面消息为主。对于那些足不出夔门的人们来说，这种忽视乃至批评当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它在外省人中造成的诸多不良印象，却常令那些旅外川人陷入尴尬甚至难堪境地。为此，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四川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问题。本章想要讨论的就是，四川是怎样成为一处国中“异乡”的，旅外川人面对这一认知，又如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