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之分。理论上，国立大学由教育部直辖，校长由中央政府任命，经费来自国库。省立大学是各省所办，经费和管理都由地方负责。国立大学是中央政府基于对全国教育发展的通盘考虑设立的，其数量不一，“地点亦不从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无分省界”。[1]不过，在事实上，国立大学不但总是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且往往由省立和私立大学发展而来，故除了少数几所之外，大多伴有一个“国立化”过程。[2]这一过程牵涉到高等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尤因两类学校主管机关不同，常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势力较量，其激烈程度又随着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
在这方面，国立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的事例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1931年由设在成都的三所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27年9月成立，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升格而成，以下分别将此两校简称“师大”、“高师”）、国立成都大学（1925年6月挂牌，以下简称“成大”）和公立四川大学（1927年8月成立，以下简称“公立川大”）合并而成的。[3]作为一所国立学校，川大自始就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全国政局的影响，其国立化程度又成为衡量中央和地方当局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学师生作为身处其间的第三方，也不得不随着自己所处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对中央和地方各有应对，使得此一进程更为复杂。
川大的国立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1935年以前。这一时期，四川为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不及，处在半独立状态。学校虽名“国立”，实是一所地方性大学，时常受到地方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困扰。为了对抗地方势力的控制，维护学术自主，川大师生积极寻求中央支持，成为此期国立化的基本特征。二、1935年到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两位校长任鸿隽和张颐大力推进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政策，在竭力推进川大迅速提升学术水准的同时，也致力于将川大从地方势力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着力消除学校的地方色彩，以强化其作为一所“中国的大学”的性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川大视为扩张其权力、与地方实力派竞争的一条管道，使得川大的国立化带上了“中央化”的印迹。三、随着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四川从边陲地带变为“天子脚下”，川大的国立化进程也基本完成，学校被牢固地掌握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手中。但另一方面，此一结果也使得川大人深感学术自由受到威胁，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他们此前的关系大体是比较融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