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内争，既不太参与全国性的行动，也为全国性目光所忽略，成为一处国中“异乡”（参看第三章）。四川的高等教育身处其中，自然也无法逃出这一状况的影响。从名义上讲，成都高师是从1916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正式定为国立学校的，但实际上，一直到三十年代初，仍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
国立学校的经费本应由国库供给，但成都高师的经费是在四川省教育经费下垫拨的，且后来升格为成都师大后，这一状况依然持续，没有任何改进。当然，那一时期全国的教育经费都很拮据，[7]但是，成都高师所面临的这一状况，也深刻地受到四川政治格局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就有一笔“国费”掌握在四川地方军人之手，即四川盐余。该款项自民初就被地方军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在无奈之下，遂将其正式划归地方，使得截留在名义上合法化了。[8]高师自改为国立以后，就一直谋求使用这笔款项，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均表赞同。但“地方割据”已是事实，中央对地方亦不得不抱“逊让”态度。比如，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就表示，师大经费使用盐余一议，“事属可行。但事实上能否如数划拨，本会难以悬断，故该校预算书交由该省教育厅会同财政厅审核办理见复”。[9]这里的表述就很有层次：师大既属国立学校，其经费划拨当然应由中央批准，此所谓“可行”也；可惜中央对四川的管理只停留在名义上，此所谓“事实”也，故最后还只能交给地方。其结果不出教育行政委员会之所料：由于地方军人不肯让步，此事终于不能成功。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自己还立足未稳，为求国内拥戴和国际认可，急于求得“统一”，哪怕只是一个形式和名义，也是非常珍贵的。1928年东北易帜前，蒋介石建议把张学良（1901—2001）列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就表示“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但在“反政府”方面看来，强调形式之统一并无若何实质意义。李宗仁（1891—1969）即致电张学良称：“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张也一度告诉蒋，东北军“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希望达成“不拘形式之统一”。[10]其时蒋介石关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所谓“法统”，故可在实际上做出让步。但对于李、张这些“地方实力派”来说，“精神统一”既可免去“割据”之名，又可以保留较大的自由度；“形式统一”却真使自己沦为“地方”：即此可见双方关怀的差距所在。至于四川则因基本上不与“中央”为难，故自北洋政府开始就能维持大体上的“自治”（参看第三章）。